原來委內瑞拉沒有投票。

而如果關閉平台打賞功能或限製抽成比例，則能有效杜絕主播為獲取灰色收益而進行的惡俗、低俗等博眼球和擦邊球行為。因此，李君在提案中建議：一是加強對法規的宣傳。

全國人大代表、廣元市蒼溪縣白驛鎮岫雲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李君在今年全國兩會遞交的代表建議《關於加大網絡直播監管整治力度的建議》中這樣寫到。同時，也需要加強官方的正能量引導，對相關正能量的直播和主播賬號給予流量扶持。建議完善舉報製度，嚴控平台抽成比例針對直播打賞所帶來的社會亂象，李君明確建議，應對直播打賞平台收入進行限製，嚴格控製直播打賞、虛擬禮物等平台分成比例，平台抽成最高不超過10%。

現在的情況是，賣貨的流量比不過在直播間跳舞的流量。李君在提案中分析了造成上述亂象幾大原因：一是由於網絡直播隨意性強，收益高且違法成本較低。

2021年3月，最高法通報了七件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典型案例。

去年2月，國家網信辦等7部門聯合引發的《關於加強網絡直播規範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中已明確提出，網絡直播平台應建立未成年人專屬客服團隊，對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賬號打賞的，核查屬實後須按規定辦理退款。現實中，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隱蔽性越來越強，手段也更為多樣化，由單一的誘拐、偷盜向綁架、麻醉、搶奪等手段轉變。

在具體實施時，要進一步完善對被拐婦女兒童的救助安置機製，打擊拐賣婦女兒童上下遊全犯罪鏈，推動清查行動日常化，對重點行業、重點地區、重點領域及時開展回頭看工作，重點關注性別比失衡嚴重的地區、窮困邊遠山區等，及時發現被拐賣婦女兒童的線索。反之，除以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外，還需要對於其虐待、非法拘禁、強奸、故意傷害等行為數罪並罰。

單純地強調買賣同罪，表麵上具有一定的現實合理性，但是過重的刑罰仍是難以終結買方的需求，還可能會刺激收買者鋌而走險隱瞞犯罪事實，甚至會迫使其因害怕犯罪行為敗露而加大限製被拐賣婦女兒童的人身自由，而影響到公安機關對被拐賣婦女兒童的解救。因此，實踐中需要公安機關和司法機關在辦理案件時重視個案的特殊性，在量刑上當寬則寬、當嚴則嚴，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